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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作家蒋子龙被称为四弟节能

发布时间:2020-10-27 来源:行业资讯 点击:0

天津作家蒋子龙被称为“四弟”,却少有人知。这是黄宗江对蒋子龙的“昵称”。每次见面,他都要和“四弟”紧紧地拥抱一下。

我等当然只能称蒋子龙为“四哥”。

在四川洪雅,由《人民文学》与洪雅县委联合主办的作家见面会上,蒋子龙深情地说,《人民文学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。

“深情”或者是我从他沧桑沉缓的语气中揣摩的感受和表达。蒋子龙说这话时,其实没有太多感 彩,但却给我深深的震撼。

那天晚上,本来是计划在洪雅复兴村观看演出,不巧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。整个村子,雨雾氤氲,蒋子龙的问题却清晰地浮上脑海,好奇的念头占了上风。

演出自然是看不成了,我敲开了蒋子龙的门,探听“四哥”白天布下的谜面:《人民文学》究竟怎样改变了他的命运?

检查风波

1975年,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,李先念、邓小平先后就整顿钢铁工业发表重要讲话。为了传达座谈会精神,第一工业机械部召开会议,全国各地的工厂领导都参加了这一重要会议。蒋子龙作为代理主任负责抓车间的生产,也被邀请列席会议。

《人民文学》许以就是找到这个会上来的。她读过蒋子龙的作品,非常喜欢,恳请他无论如何要写一篇工业题材的小说。

在蒋子龙的心目中,《人民文学》是一份了不起的刊物,亲自到会上找自己约稿,他有些受宠若惊。于是,白天开会,晚上就开始构思,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就这样在会上完成了。

蒋子龙很满意,交给许以后,小说在复刊后的《人民文学》第一期头条发表了。

没想到,《人民文学》第二期就开始批判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是“大毒草”,说小说是宣传“伪生产力论”,这下蒋子龙麻烦大了。三个穿军装没带军衔的人来到天津,要把蒋子龙带到内蒙古。

其实,天津重型机器厂已经对蒋子龙展开了“批判”,他被监督劳动,但他是骨干,厂子还是保他的,硬是没让那三个人把蒋子龙带走。

当时,文化部的某位领导发话说,只要蒋子龙写检查,还可以挽救。蒋子龙则回应了两句话:一不写检查,二从此不写小说,顶不济就当工人了。天津市委书记却发了话:不写检查还想当工人!后边的话没有说出来,但在场的人都听明白了领导的意思,那就是直接把蒋抓起来!

恰好此时,蒋子龙的女儿出生了,他在家里熬了一锅小米粥,小心翼翼地装入暖壶,骑车往南开医院给妻子送粥。不料到了医院门口,已经有人候在那里,让蒋子龙跟着他们去市里听别人代他写的检查。

蒋子龙非常恼火,一下把壶砸在那人脚上:不去!

说不去就不去,这是蒋子龙的性格,但他还是“识时务者”,也有侠骨柔肠。

蒋子龙返回家,重新熬了小米粥送到医院。然而,这时尚在医院的妻子已经听说了此事,怕她担心,蒋子龙劝她:“我肯定写检查。”

其实,《人民文学》的副主编 凡早已代他写好了检查,并给天津市文教书记当面读过了,书记表示同意,只是让蒋子龙认头,并在检查上签字。

蒋子龙挨过了一个夜晚,第二天一早便有吉普车接他到市里, 凡代他念了检查,蒋子龙啥话也没说,在检查上签了字。他发誓不再写小说,从此与文学彻底告别。

蒋子龙的“检查”公开发表了。

现在回忆起来,蒋子龙说,也许 凡认为“害”了他。“第一,找到市委书记,确定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是 大毒草 。《人民文学》本意是保 我,我不同意。只好拿书记压我,逼我在检查上签字。他们让我念检查,我不念。 凡就以我的口气念我的检查,我的领导逼我在上面签字,这很尴尬。所以,后 来开我的作品讨论会 凡都不参加。有时候碰上了,我主动想跟他说话,他老远就拐弯了。”

“我没拿这当回事儿。那个年代,他扮演了一个角色,或许现在觉得有点尴尬。”蒋子龙说,他猜测这是 凡心里的一团尴尬。

“我会跟他握手,我不提任何别的。就是向他问好。如果他道歉,我会替他圆场。我们在历史角色中扮演一个角色而已。我会说,好在你是红学专 家,检查比我写得好!”蒋子龙说,他会开个玩笑,一笑而过。也许 凡会认为,蒋子龙见了他会反目,会刻薄。如果是知识分子的自尊,这也情有可原。

命中注定

蒋子龙总说自己是“又臭又硬”,宁折不弯,打小就是这样的性格。

蒋子龙的三个哥哥,老大继承祖业,老二在天津银行里做事,老三多才多艺,是村里剧团的主角。蒋子龙排行老四,读书的时候,村里的先生对蒋子龙的父亲说:“子龙是个读书的料,好好地供给。”

先生的一句话,改变了蒋子龙的命运。父亲也是私塾先生,听了这话,更把读书人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蒋子龙身上。

沧州沧县本是武术之乡,蒋子龙的同学都在练武,他也非常着迷。可是,父亲觉得蒋子龙是“读书人”,只要他一靠近武场,父亲就追着打。

蒋子龙至今记得非常清楚:父亲穿着肥大的棉袍,腰间系着腰带。一旦发现儿子练武,这腰带便成了武器,常常打得他在地上翻好几个滚儿。

同学们都学武,只有蒋子龙不学,必然受到欺负。即便是要好的伙伴,在一起时也会经常打架。打来打去,蒋子龙自然要反击,同学们在师父那里学,他再从同学们那里学。即使如此“被动地学武”,蒋子龙也能拳打脚踢几下。

蒋子龙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考到天津读中学。一开学要设班干部,成绩最好的当班主席。蒋子龙自然当选。他从小说沧州话,被城里人称为“垮子”,很有些瞧不起的意思。

1957年,学校教导处的孟主任,经常要给全校的学生上大课,讲《红楼梦》《聊斋志异》等经典名著。前一天还讲课,第二天便被打成“右派”。学校安排班主席带领四个班委列席孟老师的批判会,回来的路上,蒋子龙跟同学们嘟囔了一句话:“孟主任够倒霉的!”

就这一句话,被同班的学习委员报告到校运动办公室,蒋子龙成了受孟主任“毒害”的典型对于宠物的培养也十分重要。

蒋子龙被调离原来所在班级,班主席的职务也取消了。这一天,他投给《天津》的稿子被退了回来。一位同学恶作剧地把退稿钉在墙上,还讽刺说:“蒋子龙还想当作家?咱班40个同学,将来出 9个家,剩下一个就是蒋子龙。想当作家,应该拿镜子照照自己!”

蒋子龙本来没想着当作家,可是现在他不服气了,偏要做出个样子让他们看看。他就见缝插针,到图书馆拼命看书。蒋子龙一走,那位学习委员就尾随着记下他看的书名:《红与黑》《悲惨世界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……然后向学校汇报。

本来,蒋子龙的志向是学机械制造,他一直对机器感兴趣。可是班主任说,你出身不好,又背多渠道补充教育教学资源。着处分,还是考中专吧。蒋子龙听从了老师的建议,但他心里咽不下这口气。

蒋子龙给由学习委员顶替他当班主席的同学买了冰棍,把他约到林场,一进树林就下了狠手,用砖头拍破了对方的头,同学吓坏了。

最后,蒋子龙按着那个同学的脑袋,让人家跪下来喊了几声“爷爷”,才算出了胸中的那口恶气。

在中专,蒋子龙的专业也是出类拔萃,毕业后,他被分到天津重型机械厂,这是国家大型骨干企业,是前苏联援建的“156项”之一,第一任厂长是冯文彬,团中央书记,曾是胡耀邦的老上级。

蒋子龙的文学王国跟天重机械厂有关。如果他是在小作坊、小厂子,那么他的视野,他对工业人生的理解,跟现在完全不同。进入天重机械厂之后,厂长的气魄给蒋子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不久,招兵的来了。

1958年,炮轰金门,国家公开宣布设定12海里领海,从上海、北京、天津招一批高中毕业生学习海洋测绘,然后做海军制图员,测绘自己的领 海,因此对适龄青年先进行文化考试。仅天津市参加考试的适龄青年就有数千人之多,或许当时有些城市青年不想参军,故意不往好里考,而蒋子龙认为自己出身不 好,当年在学校挨批时还吐过血,肺里有钙点,当兵的事肯定没有自己的份儿,考试时也很轻松,不成想拿了第一。

招兵的海军上校,人称季参谋,说:“不管蒋子龙是什么出身,这个兵我要了。”于是,蒋子龙穿上军装进了海军制图学校,毕业后当上了海军某部队的制图组组长。

1960年,蒋子龙发表处女作。那个时候,部队的业余文艺活动很活跃,讲究官兵同乐。比如,为了庆祝击落美国U2高空机,蒋子龙受命用三天 时间编一台节目,话剧、小品、相声,蒋子龙连编带演。他们部队的文艺宣传队曾经很有名,被中央军委调演,在怀仁堂被国家领导人接见。

在部队五年,蒋子龙已经属于超期服役,由于出身问题不能提干,蒋子龙复员了。他不想再回天津,打算去新疆勘测大队。于是,他带着所有复员证件上路,没想到在兰州火车站转车时,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。

蒋子龙将所有的证明信和钱都放在绿色挎包里,以为枕在头下,即使睡觉也万无一失。睡梦中,他感觉有人脱他的鞋子,睁眼一看,一只鞋已被脱掉,另一只被脱了一半。那人见他醒来,转身就跑。蒋子龙起身便追,追了一半,突然想起最重要的是头下的挎包,回去时已了无踪影。

蒋子龙只好通过汽车站,找到甘肃省荣复转退军人办公室。蒋子龙清楚地记得,办公室有个叫老胡的负责人,一看他的样子,就问:“被偷了是吧?饿吧?”

老胡马上安排蒋子龙吃饭,同时给海司某部队打。

蒋子龙就这样重新回到了海司。海司重新发给蒋子龙复员费和一套证明,同时和天津荣复转退办公室沟通,办公室又将打到天津重型机械厂。

厂长冯文彬说,从天重走的兵,必须回天重。

就这样,蒋子龙回到天重机械厂,给冯文彬当秘书。“我从他身上学了好多东西。《乔厂长上任记》中有很多他的细节。”

文学王国

以蒋子龙的性格,适合当军人。他在部队如鱼得水,不管是出操,还是应付紧急情况,甚至研究战略都有过硬的技术,雷厉风行;如果不当军人,他还可以当一名称职的厂长,他是学工出身,抓生产的能力极强。

可是,蒋子龙却写起了小说。

“四人帮”倒台后的1979年,与文学“无关”的蒋子龙正儿八经地当起了车间主任抓生产。他本身学热处理出身,有水平,有技术,在车间里威 信很高,车间的书记都是信服他的人,国家领导人去天津必去天津重型机械厂,当时天津唯一的一台大机器 水压机,就在蒋子龙那个车间。

当时,蒋子龙很是风光,在天重接待了很多国家领导人。

这一年,蒋子龙得了痔疮,去医院做了手术。术后三天,病房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。

“外面正下大雨,她淋得像落汤鸡,进门就鞠躬,向我赔礼道歉。”蒋子龙一打听,才知道是《人民文学》的一个,先是找到工厂,又从厂子找 到医院。对蒋子龙说,当时毛主席刚去世,部以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为界线,不承认这个小说是“大毒草”,就不允许参加毛泽东追悼会。继续说,如 果你不记恨《人民文学》,就再给我们写一篇小说,我们非常需要你的原谅,也好向读者有个交代。

蒋子龙被感动了。走后,他就开始构思,以一天一万多字的速度,完成了《乔厂长上任记》。

小说发表后,批评接踵而至。

《天津》拿出14个版来“围剿”《乔厂长上任记》,《人民》发表文章支持,《中国青年报》《工人》转载。天津市委书记负责文 教,全市的计划生育大会共一个半小时,其中一个小时15分钟的时间都用来批判《乔厂长上任记》,直到后来有人递纸条,市委书记才拿出15分钟讲计划生育。

这时候,蒋子龙反而不怕了。他给自己立了个规矩:报纸上每见到一篇批判文章,就再写一个短篇。下班的路上,蒋子龙买一瓶啤酒,再买五毛钱的火腿肠,吃过晚饭,就在厨房里写小说。当天晚上写完,第二天看一遍改一遍,再誊清寄走。

那段时间,蒋子龙出作品最多。批这篇,还没批完,下一篇又出来了。“他们瞄准了火车头,可是火车开了,放枪只能打到车尾,有时还没打着,这一篇还没有批透,新小说又出来了。”蒋子龙的“游击战”打得好不痛快!他先后写了《拜年》《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》等作品。

《乔厂长上任记》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名,这是专家和读者投票相结合的一次评选。“我获奖的很多作品都是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的。”蒋子龙说,和《人民文学》结缘,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

曾担任过《人民文学》主编的王蒙,想将接力棒交给蒋子龙。这已是《人民文学》第二次想将接力棒交给蒋子龙了。

第一次是周扬,他做过天津市文教书记的工作,市里同意了,但是没有进一步动作。冯牧、张光年、陈荒煤看重蒋子龙,原因有二,一是基层工作能力强,二是欣赏他的性格。

第二次,张光年和王蒙去天津,邀请蒋子龙到《人民文学》先担任副主编。蒋子龙有点犹豫,他提出了一个条件:要走就彻底走,全家都搬北京。

《人民文学》同意了。市里也说:如果蒋子龙同意,就放他走。

张光年和王蒙都很高兴,以为这次调动有把握了。张光年对蒋子龙说:“我 5年没吃狗不理包子了。”王蒙打趣道:“子龙的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刚获了奖,咱们把 赤橙 拿出来吃掉。”

他们回京后很长时间,王蒙问蒋子龙:“市里没找你谈话?不是答应得好好的吗?”

蒋子龙说,没有。

从此再无下文。

有一段时期流行先锋派,有人批评老作家过时了。蒋子龙说,当红的作家要口下留德,不要轻易说老作家过时。过时的作家毕竟还有过时的东西,有些人就怕连过时的东西都没有。

蒋子龙当车间主任时,分管生产的副厂长是蒋子龙的同学。虽然当了副厂长,但此人的好多想法却不能实施,说穿了,副厂长也做不了多少主。实际上,《乔厂长上任记》借小说发了发牢骚:如果我当厂长,应该怎么干。

“他是厂长,我是主任,他老怀疑我不务正业,经常跑到我的车间去。我的车间有三大块:锻造车间、粗加工车间、水压机车间。他突然跑到一个车 间问,子龙怎么不在这儿?实际我从来不在工作时间写小说,多年的工作养成一个习惯,车间有十吨锤,我离工厂还有十里地,就能感受到锤的声音,这让我心情舒 畅。车间主任要值班,听到锤的声音我睡得特别香,这说明生产是正常的。一静下来,就醒。”蒋子龙说。

当职业军人无望,在工厂也有诸多限制。蒋子龙说,果真是性格决定命运,如果不是又臭又硬的性格,在学校挨批判,他就会萎缩;如果不是性格,他不会接近文学,不会决心批判一篇就另写一篇。

同时,性格也决定了蒋子龙的文学风格。比如他的长篇小说《农民帝国》,和蒋子龙的性格、出身,都有很大的关系。他来自于农村,觉得自己骨子 里是农民,和城市总感觉格格不入。“我在农村待了十四年,在城市待了六十多年,仍觉得不能融入这个城市。从中学到工厂,我一直被城市人中的小人算计,我无 法理解他们。”

只有一样,拿起笔来时,没人管。于是,蒋子龙开始在文学中构建自己的王国。

文学王国的构成是由一个人的命运、性格、文学功力三个因素构成的。一个作家,王国的主要成员是长篇,这是命中注定的,有这个生活,就该他写;命中没有的长篇,硬写是写不出来的。蒋子龙的小说世界构成是很自然的,他写了大量的中短篇后,转入长篇。

后来《文汇报》开了副刊,约蒋子龙写专栏。那时,他的小说正写得如火如荼,以为写专栏也不过小打小闹。没有想到的是,一写就停不下来了。他写了一篇随笔《寻找悍妇》,接到很多反馈,这种反馈的动力和后果就是,蒋子龙中断了中短篇创作,开始写随笔。

写到最后,以至于蒋子龙的14卷文集里,一半是小说,一半是散文随笔。

蒋子龙小说世界的构成,目前为止,只差两根柱子。他给自己定的计划是,以80岁为界,自己的创作力还有六七年时光,有两部书要写,是命中注定要写的,不写就是懒惰。

一是写天津,中国第一标火枪是天津建的。天津是中国冷兵器转向热兵器的转折点,不了解天津,就不了解中国的百年史。蒋子龙向来对历史很感兴趣,单买资料就花了5000多元,从地板码到楼顶。

二是写家族史,写写个人的悲欢。在蒋子龙的小说世界里,大厦有了,还差前厅两根花柱,他说,现在缺失的是没有锐气,效率太慢。

后记

很雅的老头

当年,在文学讲习所,蒋子龙的外号是“凶神一号”。

可是在我的印象中不是这样。有几次见到蒋子龙,以为他不记得我,没想到他甚至记得我写的文章。

这次采访,蒋子龙几次问我:“我说得是不是太多了?”晚上10点22分,复兴村停电了,走廊上却亮着灯。他赶紧敞开门。幸好,这时四川作家周闻道及时送来了蜡烛,便继续秉烛长谈。

最让我感动的是,蒋子龙两次给我“建议”。

“我有一个真诚的建议,有机会碰到70岁以上的老人,像邵燕祥,他们安详,亲近,温暖,有老人的智慧,把他们顺口说的闲话记下来,将是很好 的文章,对后辈也很有益。”蒋子龙回忆,有一次,吴祖光推着新凤霞参加一个活动,他跑上去主动表达敬佩之情,想帮吴祖光推新凤霞。吴祖光说:“常山赵子 龙,天津蒋子龙!”顺手就很自然地把轮椅转交给蒋子龙。这个细节,令蒋子龙至今觉得温暖:如果吴祖光不放手,他也许会很尴尬。吴祖光把轮椅交给他,也是一 种信任和亲切。

在蒋子龙的印象中,黄宗江也特别风趣可爱,拍着他的肩膀喊“四弟”。他看到蒋子龙发在《今晚报》上的写英国作家白霞的文章,随即也写了一篇 关于白霞的文章《苏格兰姑奶奶》,作为对蒋文的呼应,也发在《今晚报》,成为一种很有趣的事。黄宗江的文章形象生动,一个活泼、敢说敢恨的人物跃然纸上, 蒋子龙说:“我是自愧不如。一看标题就比我高一筹。老头非常天真,这种天真不是孩子式的,是智慧的、干净的,非常舒服。吴祖光老年后到了化境,自然,亲 切,温暖,智慧。不是所有人到老年都有这种境界。秦兆阳、吴祖光、张伯驹是这样的人。”

蒋子龙说这些话的时候,真诚,又有些伤感。其实,他自己也是让人感觉智慧亲切的人。正如《人民文学》主编施战军所评价的,蒋子龙被大家称为“蒋公”,生活中是一个“很雅的老头”。

(实习:白俊贤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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